高端访谈

人不能没有道德,但道德不等同于法律

2018/10/12 12:33:44  百姓生活网

作者:宋华震

 

“有多少说真话的人脑袋搬家,有多少激言敢谏的志士被切断了咽喉,又有多少创造的火花,独立燃烧的思想被轻易扼杀!”作家周彦文在《人生小语》说的这些话,本以为已是很遥远很古老的故事,可当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为反腐记者鸣冤》一文时,心中仿佛如千根针刺进一样难受。试想:一名记者仅仅因为讲真话便被关进牢记,这怎不令人震惊与痛心?但更令人痛心的还不只这些,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保护公民的法律不先站出来说话,仅仅凭新闻舆论的激愤和揭露,显然这是无能为力的,也是令有痛心疾首的。

  其实,反腐反恶记者的悲惨遭遇或艰难处境,并不仅仅高勤荣同志一人,自他之前已有许多优秀记者受到过不同程度的陷害与攻击。《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可谓是厄运重重,陷在大大小小的官司里欲罢不能。他的对手,个个不是等闲之辈,因为等闲之辈是干不出那些违反常理违反常规违反人性的事儿来。在卢跃刚的《大国寡民》里,给人印象最深的话莫过于此:“我只能告诉人们,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因果报应、出口鸟气的好莱坞式结果,在生活中往往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期待。”令人可叹的是,现在社会上放映的电视剧或电影,往往脱离生活的真实性,善自虚拟神圣的光环来蒙骗和欺骗善良的群众。这些或许尚有情可原,因为剧本毕竟不等于现实;真实说“邪不胜正”一赶紧我们的传统观念,根植已深,并非一时一刻能改变得了的。但有些历史的歪曲与攥改,却无论如何也是让人难以忍受和原谅的。

  个别“历史”事实的删改、淡化,甚至歪曲,在我们有些教材,乃至资料上都隐藏众多。据杂文家朱健国先生核证,连我们权威性、客观性的《辞海》尚有掩盖历史真相的地方,如何能让人敢相信它其他一些更政治化的史书、文献与实录呢?不错,如果连一份报纸的沧桑历史《辞海》都不敢实事求是,如何能让人敢相信其他一些更重要更敏感事件的记述呢?

  新中国第二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曾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定的!”可“人民”是谁呢?谁“代表”人民来书写历史呢?由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代表”人民的都是些统治人民或领导人民的“胜利者”——“胜者王侯败者寇”。“失败者”连生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当然谈不上“代表人人”去评说过去了。这是《大河报》记者盛大林《千万别当真》书中的一段话。此真乃真知灼见,称利有一定的独特见解。作者并进一步阐述与证明出,不可能有永恒的“胜利者”,谁若以“胜利者”自居,以为历史由自己来书写,就只会在历史上留下“失败”的一笔。

多年前,《南方周末》上报道的《“第三者”继承遗产案一石激浪》。原告张学业英因“道德问题”而败诉,尽管她继承遗产是合法的。整篇案情梗概有两处令人难以忘记:一处是纳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论谈,他大致认为“执法、审判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法律,而在于应该在充分领会立法本意的前提下运用法律;并声称他们没有机械地引用《继承法》的规定,是合情合理的;若用了就滋长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而违背了法律要体现公平、公正的精神”。另一处是一千五百余名旁听群众对法院的判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首先,我对那位副院长的话感到吃惊与惊恐,说什么不能机械地引用法律!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吗?噢,有法不依,仅从道德舆论上去判辨一个人的好坏是非,这就是他也想为人民做主,也想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尊严。可惜在都是他子民的情况下,他竟然视法律为儿戏,站到了道德那一边。难道我国“法治”社会实践起来如此困难?原来都是些像这位副院长之类的“人治”顽固分子们搅和的。在他眼里,合情合理的都是正确、是该维护的;可怜的是身为“执法”人员,他独独忘却了“合法”呀!这样做,不仅未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公正精神,反而使精圣的法律蒙羞受辱。不过,这还不是我最为担心的,亦不是最为可悲的;让我担心让我悲哀的是,那一千五百名旁听群众的反应。

人不能没有道德,但道德不等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更不等同于法律。可悲的是,在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论及道德的时候,往往忘记了人是道德的主宰;而自觉不自觉地把“人”变成了“道德”,又把“道德”变成了“神”,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公民,都应该完完全全地遵守于道德,服从于道德!这不能怪老百姓,亦不能怪执法者,因为我们的祖先也是这样。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不能不令我们担忧与反思。有人说:中国的农民太多文盲半文盲,难怪“治法”不能实现!这其实只是一面,试想:像那位副院长能说他没文化吗?在精通法律的情况下他还逃脱不掉“人治”的观念,更何况对法律意识淡薄的平民百姓了!纵使我们都是文化人又如何?传统文化的深入,已很难让人创新更新,很难让人从“道德意识”过度过“法律意识”上去;再多些文化人,只不过又增添了一些捍卫道德、臣服道德的奴卑与中庸之辈罢了。所以,我们要想实现“法治”,只有打破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孟之道”;惟有改变文化教育制度,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与优秀的“法治”人员。

“人治”的悲剧与恶果,仅靠社会上的道德与舆论,显然是不能根除的。唯有呼吁“法治”,方能使国家更加安定富强,这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民族躯体已有着太多的深重伤痛,早就再也经不起折腾,何况当今世界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同样的地方不再跌同样的跟头,为了不再吃同样的假药、错药,为了以一个强健的肌体立足新世纪,我们必须不能讳疾,不能怕触旧疤,实现“法治”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那一千五百多名为判决鼓掌的百姓,我搞不懂他们属不属于麻木;因为麻木就是无情,就是冷漠。从道德上讲,他们是富有热情与爱心的,算不上麻木。但在法律上来讲,他们却是无知的、冷漠的,应该称得上麻木。一个人,一个民族,究竟道德上麻木“罪大”还是法律麻木“罪大”。因为道德水准的提高,是不以破坏法制为代价的。“法律”向“道德”的退让,正是我们当今“法制”不完善的体现。我很赞赏北大博士邓子滨先生的观点:“法官不应曲解法律以屈从民意,使民众理解。严格遵循法律才是民众最大的利益,才是最崇高的社会公德。法官是护法使者,而不是道德卫士;法庭是法律殿堂,而不是道德裁判所。”不知那位刘副院长以及那一千五百多名为之鼓掌的听众读完后有何感想?

 

作者简介:宋华震,河南南召人,喜欢文学创作,大学期间创办过民刊《黄河诗魂》,有若干文学作品及学术作品见诸于报端,现供职于河南省交通运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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